因为一开始就没有对我们的婚姻抱有很大的期望，所以哪怕很晦气的在新婚夜得知夫家有个恋兄癖的养女，我也坦然接受。
我对顾惟谦的态度也没有很大的改变，在长辈面前，我们都是惯会做戏的和平爱好者。他有时半夜回来，我已经睡了，但他窸窸窣窣在背后拆安全套，前戏短暂做几下就挤进我的身体里，我也不会生气。
人都是有需求的嘛，我也有，只不过我很少有主动找顾惟谦的时刻，大多时候还没等我自己解决，他就已经给了我足够的性。在这点上，倒是很符合我对这段婚姻预期。
这样不咸不淡，不温不火的婚姻生活持续了两年，第三年惟谦父亲的证券公司打算在台中开分公司，他们筹划了好几年，因为我和惟谦结婚，担心我不愿陪他去台中，所以拖了一阵子才让我知道。
顾家老爸还在台中买了一块地给我当搬迁礼，我也不知道拿来盖什么，就叫简仲逍当我的建商，他想发挥成陶朱隐园那样没人买的豪宅当成地标我也没意见。
但简仲逍很理智，他说他要在台中建标准F1赛道。我的大拇指瞬间掉到了地上。
搬到台中后我就不怎么爱出门和逛街了。顾惟谦越来越忙，我觉得台湾太小了，冬天还不下雪，又是一年雪季来临前，我自己一人去了北海道。
但我在那里发生了点意外，还没开始滑雪，我就得了流感低烧不退，不得不去医院，人还没到医院，双眼突然就失明了。
我会的日语不多，在日本念的是国际中学，主要导师是德国人，并不教日文。而我那次自己出门完全没带保镖和生活助理，我用AI对讲把手机切成身心障碍模式，叫车去了医院。
医生检查了三天都查不出病因，只好等我流感症状消失，再看我的双目是否恢复。
也不知道为什么那样的时候，我不想联络父母。可能是我怕自己真的瞎掉再也看不见了，他们会伤心吧。
我在住院的第一天就尝试给顾惟谦打了个电话，但他没有接。后来他发了文字消息问我有什么事。
因为他的助听器会直接连到手机蓝牙，所以除了最亲近的亲友以外的消息都是被他静音的，以防突然有电话打来影响到他。
我的电话像箭矢一样突然射向他的耳蜗，我都能想象到那时正在开高层会议的他，话说一半突然蹙眉的样子，搞不好底下人以为有什么重大变故。
他没有回拨给我，我也没有再回复他的消息。
他可能以为我玩疯了吧，一个月都没有回家。
住院第四天，我开始跟乔小柿讨论写笔录的事，住到第二周时，在放假的Claire从美国飞来日本照顾我，她本身是学医的，和医生聊了很多，但是也知道所有能做的检查包括那个什么宠物MRI（PET-MRI）我都做过了，我像小白鼠一样被抽血注射同位素，躺在太空舱一样的仪器床上，听着仪器滋滋靠近我，床被推进一圈一圈洞里，又再被推出来，无论我是否睁开眼睛都不再重要。
因为我看不见了。
Claire比我还难过。
可能学医的人是这样的，遇到的病症超过了所有学过的知识，救不了自己亲友，只能无能无力的看着，很焦心的。
原来那支箭矢不会射进顾惟谦心里，但是会扎进Claire的心里，早知道不和她说了。
矢志不渝的爱情早就不属于我了，我躺在病床上边听Claire用钩针做针织花朵书签的细微动静，边听着乔小柿给我录的她家农场里的羊驼打架的吐口水声，死志坦荡。
住院到第四周，我疯玩到乐不思蜀的假象终于有点装不下去了，尽管我本来也不是爱分享照片的性格，但我一张滑雪的照片或一段视频都发不出来给我父母和公婆，他们都开始找我。
我想了想，万一家里以后真的变成一个聋一个瞎，“龙虾”之家的噩耗我该挑选让谁最先成为知情者呢......
我去上厕所时，脑中刚滑过顾惟谦的名字，Claire开灯的瞬间，我突然能感觉到光亮了。
我抓住Claire的手，让她对我说一句中文，吉人自有天相。
她哭得好像我要难产一样夸张。
最后我在模糊的视线中摸摸她马尾的发梢，对她说，等你毕业了，我们一起回家吧。回我们在贝里斯的家。
虽然我有贝里斯国籍，但我在贝里斯没有家，父母短暂租住过的房子也是Claire他们家的。
她的家就是我的家。
就像乔小柿一样，她的家也是我的家。
这就是好朋友，是我给自己找的家人。
比不知道失踪到哪里去的男人强太多了。